國家角色已式微？

王文誠

「新內閣到位，面對國光石化四千億與台塑大煉鋼廠一千七百三七億的投資案；以及，蘇花高與台電彰工火力廠約一千四百四十二億的計畫，卡在環評動彈不得的處境，陳水扁總統日前表示，如果對環保標準『陳義過高』而逼走企業，其結果不但環保問題未解決，也妨礙與衝擊國內產業與就業市場」。

同一天的另一則新聞是，「『北市買屋，十年不准吃喝』。根據最新的台北市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顯示，民國九十五年度台北市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為一○七萬三一○○元，與三十坪住宅平均總價一○一一萬七八○○元交叉計算，北市房價所得比為九．四三倍，創下歷史新高。換句話說，即使年所得超百萬元的家庭，必須十年不吃不喝，才能在這五個地區買到三十坪的房屋」。

這兩則新聞顯示，嘗試著召喚著權力式微的國家，對其地理制度，回覆與恢復其「正當化」的角色。

環評該不該通過，得詳細分析其環境影響評估的實踐內容，作出判斷，非本文在此得以置喙。但，當下台灣如果只是工業化進程中，國家引導作為發展支配，以犧牲勞動成本（如引進外勞）、犧牲土地成本、犧牲環境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措辭與作為，那麼這個進程中，我們無法跟具有「後進優勢」的中國、或印度比較，「犧牲」把本部成本外部化，全民分擔，終究台灣反噬於「不願面對的真相」：包括環境惡化與社會極化。

反之，如果發展的本身提供了這個地理壟斷性優勢：資訊技術與資訊處理的能力，那麼台灣在轉型為資訊社會的進程上，跨越時代的界線。國家在資訊社會裡必須甦醒過來，扮演跨界的角色。

台北市的住宅價格，已經試圖將剛立業年輕人及中產階級以下趕出台北市，「接近城市之權利」被剝奪。根據一個民間組織的統計，近來來，台北市不動產的成交數增加，但搬家數卻減少。原因是投資客，乘著全球流動的資本，在台北搭接全球城市的同時，炒作房價。尤其跨國資本，透過不動資產淘空的是台灣流動資產。大安區大概擁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房仲業者，包括掛牌與無數靠行者的投機客，無情地炒作了這個區域的房價。市場支持者，會傾向解釋台北市正符合了後工業社會的發展模型，服務業在不動資產上的蓬勃發展。然而，台灣適用後工業模型嗎？

僅管後工業的圖像裡，發展實際上仍建構在生產力之上，而非高強度地著力在不事生產力的不動產「仲介」。後工業轉型為服務業，並非經驗上的正確（如德國即是例外），而是資訊社會的轉型才是新時代軌跡：即，以資訊技術或以知識處理過程為基礎，應用於第一、二、三各級產業，又稱為第四級產業的發展模式。

國家，必須對這個炒作進行干預，結構性地介入，讓對應於M型社會另一端，重新開啟中產階級以降市民皆盡歡顏的國家力量，令當下公共住宅政策缺席的台灣，福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狂流中，找一席停駐的角落，深劃治理的正當性。英國首相布萊爾的下台背後民怨之一，即不尋常高漲的英國房價，尤其倫敦，導致動搖國家治理的正當性。

這個正當性非關乎高價格抑制成長、或區域均衡課題。而是，市民透過這個角落，安身立命；透過資訊社會，經濟創新發展。

台灣正處於資訊化的時代邊緣；不該再以工業化為經緯，以後工業化為縱深的發展模式。台灣必須跨越時代的邊界並動員國家力量。以百分之八十以上新加坡人住在國民住宅中的國家力量展現，作為永續發展的穩固基石，最新一期《時代》周刊，即以新加坡作為國家發展典範。

如果對新加坡家長式的民主有所疑慮的話，那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提供了資訊社會與福利國家的發展模型。尤其芬蘭，那個二戰後還割地賠款、資源貧乏、人口五百三十萬的小國家，並非奇蹟卻是超越左右辨證的意識型態，建構了全球第一名的「資訊化福利國家」的經濟競爭力。這些都給了台灣很好的範例。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