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偵組已成政治權力自走炮？

　立法院在兩年前修正法院組織法，將檢察總長改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任期四年，其人事任免完全不受行政院及法務部節制；又於最高檢察署設特偵組，專由檢察總長遴任指揮其成員檢察官，職司高層政治人物之貪瀆及由檢察總長指定之案件。檢察總長陳聰明上任以來，領導特偵組偵辦世人矚目的重大案件，最近羈押陳水扁前總統，具體起訴的案件數量雖不多，手中的檢察權力，已經達到了巔峰狀態。

　法院組織法設置特偵組，當然是希望能夠有效追訴高層政治人物犯罪，然而檢察總長轄下特偵組的種種表現，如果只是以盡情享受權力的方式偵辦犯罪，恐怕不是法治國家之福。

　所以需要自主空間較大的檢察機關偵辦高層犯罪，原是為了防止公權力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違反法治公平。然而，看看特偵組成立以來，究竟有什麼成就？馬英九的特別費案與吳淑珍的國務機要費案，原都是特偵組成立之前就已開始進行，不是特偵組的手筆。但是特偵組接手辦理首長特別費案之後，一方面不肯統一檢方見解，甚至不願形成固定的見解，放任馬英九案在法院中經歷三審，當時的馬英九，其實還是在野的政治人物，特偵組袖手旁觀，放牛吃草，不外是倚仗在朝的政治權力展現自身的權力位置。

　後來在政黨換手的選舉過程之中，馬英九被宣判無罪，特別費案再遭到起訴的則是呂秀蓮，她又成了一位在野的政治人物；特偵組的身影仍然依附在現實權力的旁邊。接下來就是展開偵辦陳水扁案的種種行動。很有代表性的是起訴了一個調查局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羈押起訴，辦的的確是高官，但是此中有沒有為檢察總長澄清自身清白的用意在內？外界也可有所體會。

　羈押陳水扁之前，先押了許多周邊的被告。也許在犯罪的事證蒐集上，將來法院判決有罪也未必冤枉，但是配合調查者交保放人，不配合調查者收押禁見，算不算押人取供，夠不夠明顯？羈押陳水扁的理由之一，是有串供之虞，已經放任在外多時，忽然擔心串供，有沒有一些自說自話？

　理由之二，是阿扁犯下重罪事證明顯；說穿了，難道沒有藉著社會民氣可用，先予羈押，以壓縮法院日後判決無罪的可能空間的用意在內？將陳水扁套上手銬的表演，既非擔心阿扁逃亡，其中難道全無炫耀公權力強大、製造犯罪既定印象的成分在內？

　現行法下，檢察總長指揮特偵組辦案，根本不受法務部的節制，卻有一項好處：在野黨反正會將政治迫害的帽子，扣在執政者的頭上；檢察總長享受龐大權力，天塌下來卻自有代罪之人。

　所以，特偵組一面無視偵查不公開的規定，任意放消息給媒體與名嘴，造成媒體審判的既成事實；一面利用輿論支持，聲請羈押，逼迫法院背書，予取予求。偵辦案件的範圍大小，也存乎一心，根本不必急著起訴，只要依附著現在的執政者，儘可向在野的政治勢力開刀，政治責任全由執政者概括承受即可；反正檢察官的身分，也像法官一樣是終身職，不會受到影響。

　於是，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辦理扁案的特偵組檢察官，可以毫無顧忌地與阿扁見面寒暄，竟還可捎去私函曉以大義，渾然不解應該自我迴避約束；也就可以解釋憑什麼用那麼許多的交換條件，讓辜家少東回國，以取得起訴證據。說穿了，權力在手，收發由心，主動辦案的空間，甚至不是不告不理的法院法官所能想像的境界。

　然而，我們所深以為憂者，其實不是被告的有罪無罪，也不是龐大的檢察權力壓縮了律師辯護權限或是法院的審判空間。而是這樣的辦案品質，無聲的群組化案件選擇模式，不自覺炫耀手中權柄的手法，不但加添國師級政治人物施放謾罵司法的政治咒語、埋葬法院信用的情緒柴火，也會斷送了台灣民主政治賴以生存的法治底線。只是因為台灣社會不能分辨檢察機關不等於法院、不等於執政勢力；檢察總長的特偵組一旦成為政治權力的自走炮，終會讓政治鬥爭燒向法院，而法院法官，將連獨立審判的機會都還未開始，就已葬身在無情的政治火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