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輔大反學費調漲中看學生自治的困境

■賴建寰（輔大黑水溝社社長，輔大歷史系學生）

輔大黑水溝社在校內的反學費調漲運動，已經有數年的歷史。其中，不乏令人感到憤怒的事情。尤其是，去年6月間，我們跑到行政大樓抗議輔大惡意調漲學費的時候，學聯會會長選擇站在階梯上，指責黑水溝社的抗議行為；前幾個禮拜的時候，我又聽說，學聯會會長覺得自己礙於「權限」，不方便出來說什麼，所以希望黑水溝社能出來反對學費調漲；更有甚者，學生法庭庭長，在5月3日的費公聽會中，語出驚人的表示：「不要問政府能為你作什麼，先問你能為政府做什麼。」我開始疑惑，到底學生自治怎麼了？

自我矮化的學生自治

這些話語無非透漏了一個可悲的事實：學生自治組織往往自我矮化成學校的附屬單位，所以在不敢反抗「上級單位」的考慮下，才會有「不方便出來說什麼」的想法。這種自我矮化的危險是，由於承認了學校的權威性，因而在各式議題上，很容易有意無意地，選擇站在學校立場上，出賣學生權益。舉例說來，近年黑水溝社的反學費調漲運動，學生自治組織或許「心理」上是反對學費調漲。但是，在「行動」上只選擇與學校開會，此外在一切行動上都缺了席，事實上，這些自治組織就是在「支持」學費調漲。因為，這樣的自治組織，將成為校方自我合理化的的憑藉，也成為學校分化運動的棋子。

不過，這還是屬於意識上不夠不夠堅定而已，「不要問政府能為你作什麼，先問你能為政府做什麼」這種話，已經屬於該「天下共擊之」的「學賊」之列。很明顯的，這樣強調國家至上的言論，根本是屬於法西斯主義。學生自治組織，有這樣的反民主言論，真是無可救藥。

究竟這樣的情況，是學生自治中的特例，抑或結構問題的展現？我想後者的因素應該大些吧！

就歷史因素而言，台灣社會長期的戒嚴，加上黨團組織侵入校園，戕害學生的思想；至今，尚未有屬於校園的「轉型正義」出現，學校教育依舊只能培養一群缺乏批判力之「柔順乖巧」的學生。

就體制因素而言，大學法對於學生自治的保障並不夠充分，使得在大學自治的口號之下，其實只是「大學高層自治」，學生彷若「校力於我何有哉？」，學校及其學賊方能橫行。

我才是主人

學生自治的問題，固然千頭萬緒，問題錯綜複雜。不過，拒絕自我矮化，與能有自主性的思想與行動，應是學生自治的主要思考脈絡。例如，「不要問政府能為你作什麼，先問你能為政府做什麼」這句話，如就另外一個層面來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反學費調漲運動中，最終的核心思想，乃是教育公共化的推行。簡單來說，教育公共化是希望國家承擔教育的責任，建立以公立學校為主體的各級教育；同時，各級學校要由教師、職員與其他學校的受雇者和學生共同民主管理，不任由國家官僚和財團所把持。

如果能夠實現教育公共化，至少在教育上，學生將有許多優良的公立學校可以就讀，不必再半工半讀，甚至負債就學；學校也不會成為賺取利潤的學店，扭曲學術研究的根本價值等等。台灣將因此而有長足的進步，這樣看起來，我們的確是挖空心思在想能為國家作些什麼，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是自主性地想像國家未來的走向，而非既得利益者與統治階級的意志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