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為什麼失敗？
兼論「後黨外時代」的政治格局

一、前言
2008年的島內大選終於在一片抹黑、造謠、扒糞的聲浪中落幕，馬英九先生不但以58.5%、超過765萬票的壓倒性多數贏得了大選，更一舉拿下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和嘉義市等綠營傳統票倉在內的所有城市地區的過半選票。一般認為，這個結果不但意味著台灣人民對八年來貪腐失政的陳水扁當局的唾棄，也意味著台灣人民超越了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用他們的選票否定了「福佬沙文主義」的民粹操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投票前夕謝長廷陣營大肆操作「一中市場」、「西藏暴亂」等議題，試圖召喚台灣人民「恐共、反華」的情緒。此舉非但沒能撼動望治甚殷的選民意志，更有超過六成四的台灣人民以「拒領公投票」的實際行動來粉碎民進黨假借「住民自決」遂行「法理台獨」的企圖。

選後，民進黨雖然行事如儀的舉辦了幾場「擴大檢討會議」，但是面對著數十年來辛苦積累的政治資產可能就此土崩瓦解的壓力，非但最該為八年來的貪腐失政負責的黨政要員紛紛缺席，就連號稱要務實改革、世代交替的黨內中生代，在砲聲隆隆的煙硝中仍然難掩派系傾軋和主席改選的算計。至於，民進黨到底為何會失敗？它到底繼承了甚麼，又背叛了什麼？為何僅短短的八年執政就讓它走到台灣人民的對立面？凡此種種都掩埋在親日派（辜寬敏）、旅美派（蔡同榮）和務實派（蔡英文）等各色台獨勢力的力爭黨權的隔空叫陣下，絲毫也挑不起黨內政治菁英的注意。

本文的旨趣不在於借箸代籌，對於民進黨黨內的派系傾軋以及黨主席選舉也不感興趣，更不會天真的以為只要耍耍嘴皮、唱唱高調就可以「治病救人」。但是，民進黨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它的興衰和動向非但牽引著本土派群眾的歷史感情，也深刻的影響著島內政情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民進黨是否會就此矮化成為代表「中南部農業縣分福佬沙文主義」政黨（沈富雄語）而最終走向泡沫化？抑或脫胎換骨成為一個主張「現狀獨立」的中間偏左的政黨，與國民黨革新保臺派聯手打造一個「對外一致（親美反共）、對內競爭（轉型正義）」的政治格局？又，台灣人民經歷了十多年來的民粹主義叫囂，是否真的像是出了一場民主痲疹，雖然頭痛發燒而且滿臉膿包，但一經痊癒就此終身免疫？還是像得了民粹主義瘧疾，就算沒有致命，也要三不五時的忽冷忽熱，打打擺子？或許，這才是台灣人民，以及所有希望海峽兩岸和解、合作、和平發展的朋友們所關心的議題。

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在過去數十年來，民進黨之所以能在國民黨軍事戒嚴體制下迅速茁壯，進而取得政權。總的來說，有二個基本要素：一、是利用國民黨早期的省籍差別待遇，巧妙的將「台灣意識」異化為「台獨意識」，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取得了「本土化」的詮釋權；二、是利用民營資本與黨國資本的矛盾，取得台灣資產階級的經濟挹助作為物質基礎。但是，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台灣在東西冷戰、軍事戒嚴體制下依靠貿易保護和壟斷生產來進行國家資本積累的條件下，民進黨的本土化意識非但有利於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也有助於本土資產階級挑戰黨國資本，奪取一級加工產業的戰略高地；一旦冷戰結束，新自由主義經濟當道，民營企業集團喪失了壟斷利潤的經濟誘因，而民進黨的台獨意識日漸成為民營資本因應市場競爭和追求擴大積累的絆腳石。為了擺脫這種意識形態的制約，民營企業集團被迫重新向國民黨靠攏，而日漸崛起的大陸市場和區域經濟整合，就是促使本土產階級政治轉向的外部條件。

事實上，台灣與所有的移民社會一樣，為了在先來後到的各個族群間重新分配資源，族群間的嫌隙和摩擦由來已久。除了因季風、氣候等偶然因素來台的先人之外，有計畫的大規模移民大約從明鄭時期開始，1683年康熙政府收復台灣之後在渡海禁令之下，仍有大量的泉、漳、潮、惠的「福佬人」和「客家人」在商人資本的鼓勵下移居台灣，發展出有別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商品化農業經營」，輸出大米和蔗糖來交換華南一帶的手工工業產品。移居來台的漢人除了經常與世居島上的原住民族產生衝突之外，在泉漳之間、閩客之間也長期為了爭奪土地、水源和貿易利益而時有爭鬥。這場歷經康、雍、乾、嘉慶、道光、咸豐數代，導致在200年間台灣人口沒有任何自然增長的「分類械鬥」，一直要到西元1860年天津條約向西方國家開放通商口岸，台灣的政治經濟中樞從以米糖生產為主的嘉南平原，轉移到以茶葉、樟腦等非糧食作物為主的北部丘陵地時，才在客家人種茶、漳州人掌握製茶技術和運輸、泉州人控制貿易的經濟前提下，嘎然而止。

「分類械鬥」的歷史說明了台灣族群問題的經濟本質，文化衝突只是它的表現形式。民進黨長期操弄族群意識來累積政治資本，為了抓緊在住民中佔有70％的福佬族裔作為後盾，有意識的將族群意識本質化，刻意的在閩客之間、1949年來臺的各省籍同胞和所謂的「本省籍」住民之間，劃下一道道歷史與文化的鴻溝。一但表現在這種文化衝突背後的經濟矛盾因為外部條件的變化而轉移，意識形態就會喪失其內容的規定性，逐漸「空名化」而喪失其社會動員的力度，甚至異化為一種宗教式的信仰，反過頭來制約了自身的發展。晚進民進黨動輒以「愛台灣」這個空名來檢驗黨內外對手，並受制於少數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事實，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三、民進黨是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歷史產物
台灣歷史上另一次大規模的移民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問題，既是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結果，也是民進黨藉以崛起的歷史前提。

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為了鞏固政權，蔣介石一方面利用內戰和冷戰的契機，全面肅清島內左翼愛國主義力量；一方面接受美援機構的擘畫與挹助，通過贖買政策實施「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成功既解除了台灣地主階級的封建勢力，也消滅了台共在農村發展的社會基礎，更創造了六○年代台灣工業化的歷史前提——大量保守、分散、可供剝削的小農階級。喪失封建利益的地主階級，一部份人在國府的壓力下，通過贖買政策接手台灣水泥、農林、工礦、紙業等公司股票轉型成為產業資本家；一部份人選擇流亡海外，聯合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直接（如廖文毅、辜寬敏）或間接（如林獻堂等人）的投入台獨建國運動，成為島外反蔣勢力的濫觴。

五○年代國民黨當局透過「肥料換穀」、「隨田徵賦」，以農村破產為代價實現了「以農業扶持工業」的經濟戰略。六○年代初期，國府在進口替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引進外國資本，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將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擠壓到「加工出口區」。台灣正式整合進入美、日國際分工體系，形成美（技術）日（中間原料）臺（加工出口）三邊貿易結構。由於國民黨當局為了安置1949年來台的180萬各省籍軍民同胞，長期把持黨、政、軍、特、教育、文化等各個部門職務，阻斷了喪失土地利益的省籍菁英的就業渠道，加上流離到都市的破產小農子弟，只能在工業部門從事底層勞動或在都市邊緣自雇營生。部份地主階級的知識菁英利用台灣人民對省籍差別待遇的不滿，開始投入地方選舉，開啟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序幕。活躍於「鄉紳問政」時期的省籍菁英（如郭雨新、許世賢、李萬居、郭國基、吳三連等人），雖然大多出身於地主階級，但是為了號召破產小農的支持並未主張地主階級的特殊利益，反而結合親美反共的大陸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雷震等人），以「地方自治法制化」和「捍衛結社權」為名推動組黨運動，成為白色恐怖之後島內反蔣勢力的開端，也確立了台灣黨外民主運動親美反共的基本性格。

這場以「自由中國事件」告終的組黨運動，雖然因為社會基礎尚未成熟而慘遭國府壓制，但是省籍菁英在議會問政時期的批判力，以及主掌地方政權時期的「清廉勤政」形象，卻成為七○年代繼之而起的「黨外民主運動」的歷史資產。同時，濳藏在地主階級思想上的「皇民化」遺緒，也因為國民黨政權的軍事高壓、官僚腐敗和省籍差別待遇，而得以假借「民主化、法治化和本土化」之名來借屍還魂，提供了日後島內外兩股反蔣勢力合流成為台獨運動的契機。

七○年代，美國政府在美元匯兌危機中被迫改變東亞戰略，緩解了對中國的圍堵。如果說1991年蘇聯解體和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出現，標誌著東西冷戰體制正式退出歷史舞台。那麼，1971年美國宣布放棄黃金／美元兌換機制，就是在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在尼克森「以對話代替對抗」的和解政策的主導下，從「中日建交」、「台灣退出聯合國」到「中美建交」，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在在挑戰了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部份留學美國的地主階級子弟，一方面基於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一方面對於國民黨的統治喪失信心，從而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勵下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主席蔡同榮），以所謂「臺地位未定論」為口實，主張通過「公民投票」的手段來實現台獨，並與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0年成立，主席辜寬敏）、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4年成立）和歐洲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成立）等海外組織合流成立「台灣獨立聯盟」，成為海外勢力最大的台獨團體。

面對這種內外交逼的政治形勢，銳意革新的蔣經國在蔣介石去世之後，一方面通過十大建設來實現「重化工業化」(第二次進口替代)，將台灣的產業結構改造成一個由一次加工（國營壟斷）、二次加工（民營壟斷）和最底層、數量也最龐大的加工出口產業（中小企業）所共同組成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產業體系；另一方面推動行政革新並啟用台籍菁英，試圖以「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基本政策來延續其政權的合法基礎。但是，由於台灣石化、鋼鐵工業先天上存在著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產業特性，位居金字塔上端的一次加工和二次加工產業又享有壟斷利潤。因此作為台灣出口大宗，在量上又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小企業（多為台籍），既要滿足上游工業的壟斷利潤，又要獨自承擔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便日漸匯流成為一股反對黨國資本、反對壟斷事業的社會力量。七○年代中期後，以「美麗島集團」為代表的黨外民主運動，正是代表台籍中小企業的利益，結合都市中間階層日漸升起的民主化要求而展開的一場「資產階級奪權運動」。這一場奪權運動在1980年高雄事件之後，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在民營企業集團的挹助下，不但成功的迫使國民黨當局解除軍事戒嚴實施民主選舉，更在2000年利用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分裂的契機取得政權。

綜觀這場「資產階級奪權運動」成功的原因：

首先，民進黨奪得了在意識形態戰場上的詮釋權。民進黨繼承了鄉紳問政時期「台人執政、清廉勤政」的歷史形象，利用國民黨執政的省籍差別待遇，將成形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心懷祖國、關愛鄉土的「台灣意識」，轉換為要求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意識」（說穿了就是福佬沙文主義），再以「歷史的悲情」為口實，將這種省籍情結轉化為「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對決的「台獨意識」，巧妙的奪取了「本土意識」的詮釋權。正是因為掌握了這種「本土化」的詮釋權，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都可以輕易的被化約為「外來統治集團」把持政權的結果。因此，只要喊上兩句「愛台灣」就能夠號召出都市中間階層和工農群眾的支持。

其次，民進黨取得了台灣資產階級這個物質基礎。八○年代中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幣升值和自由貿易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具有濃厚反壟斷情緒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一方面既是在國民黨的羽翼的保護下才得以發展；一方面在金融管制和黨國資本壟斷的雙重限制下，迅速積累起來的鉅額資本卻也苦無出路。因此，這些民營企業主表面上維持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拳拳服膺，暗地裡卻開始資助「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的個別成員，並將之扶持成為反對運動的政治明星。同時，民營企業集團利用中小企業出走，美麗島世代衰微的契機，全力扶持「美麗島辯護律師團」奪取民進黨的領導權，再以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利用美國霸權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推動新自由經濟的大氣候，以「民營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為口實來挑戰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藉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和煉鋼廠）、金融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

正是上述的這兩個因素的統一，成功的在2000年將陳水扁推上台灣領導人大位，也讓本土資產階級正式登上歷史舞台；也正是因為上述兩個因素的矛盾，才讓民進黨政權在2008年大選中潰不成軍而黯然下台。

四、民進黨為什麼失敗
從1983年開始，以直接消費品生產、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中小企業為了追求廉價勞力，紛紛轉移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與此同時，東亞地區在冷戰時期所形成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國際分工體系（東南亞提供原料，日本生產中間原料，四小龍組裝出口）也開始轉型成為「區域製造業網絡結構」，提供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結構動力。（請參考＜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劃下的歷史抉擇＞一文，陳福裕，2002）為了因應這個變化，九○年代台灣進行了一次產業結構調整：一部份是納入東亞區域分工，提供中間原料和零組件出口的傳統產業；一部份是作為加工環節納入國際壟斷資本再生產循環的晶元代工等半導體工業。前者，因為下游廠商群聚中國大陸，不得不以大陸市場做為依歸，甚至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大陸地區；後者在國際壟斷資本的羽翼下，原本可以無視於東亞區域整合的趨勢而偏安海隅，但也因921震災暴露了台灣作為晶元加工基地的不確定性，國際半導體資本被迫調整全球佈局之後，也認識到將生產基地部份轉移到中國大陸的重要性與必然性。

但是，陳水扁執政以來，一方面為了籠絡少數台獨基本教義派群眾，繼承了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本土化」路線，延續「戒急用忍」政策限制台灣產業外移；一方面在失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主作為群眾基礎的情況下，轉而強化台獨路線，以民粹主義號召在兩岸經貿往來中雖非直接受害，但卻也少有好處的工農群眾的支持。這一點固然是為了選戰考量，卻也是符合綠營「親美、反共」的傳統意識形態，只是它的結果非但導致台灣經濟長期停滯，也違反了台灣資產階級的利益，最終遭到主流民意的背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2005年「反分裂法」出台後台灣資產階級紛紛表態支持，以及隨後連戰先生訪問北京進行國共和解時取得60%以上的民意支持，而隔年二次訪問時，隨行的50位業界代表其生產總額竟超台灣工業產值一半，看出端倪。

有鑑於此，陳水扁當局一度想利用「二次金改」來攏絡台灣的金融資本家。但是，金融資本並無獨立的性格，它的利息率一方面受到產業利潤率的制約，也受制於國家機器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也就是說，它在政治上一方面以產業資本馬首是瞻，一方面也是「永遠的執政黨」，實難成為一個落日政權的堅實盟友。更何況，一旦台資企業因為政治干預而被迫切斷了它與台灣的金融臍帶，轉而在大陸的票卷市場和金融市場尋求集資的渠道，這對台灣金融資本來說無疑將是一場災難。因此，就台灣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而言，提供一個安全、開放、和平發展的兩岸政策是他們對執政當局的共同要求，而陳水扁當局日益強化的台獨路線正好與這個要求背道而馳。

正是這種結構上的矛盾，使得民進黨在執政的短短八年期間就喪失了它的的階級基礎。

最後，作為黨外民主運動傳統支持者的都市中產階級，他們大多是高學歷、高所得的受薪階層。他們的職能是建立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工、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新的社會基礎上（例如，現代企業管理者，服務於流通部門的金融、服務業從業人員，高新科技的研發人員等等）。他們一方面代替資本家執行資本的職能，一方面分潤資本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因此，雖然因為職位的高低，以及對資本積累的貢獻不同，他們在收入的分配上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他們大多繼承了資產階級的假意識，甚至極力尋求晉身為資產階級的預備隊，在政治上通常與資產階級同聲一氣。由於他們長期活躍於產業部門和流通部門，掌握相當的經濟資訊。他們深信，只有兩岸經貿的進一步整合才是台灣經濟復甦的活水源頭，也只有在兩岸經濟活絡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擴大企業獲利，保障他們自身的經濟收益。加上，近來由於台灣社會的兩極分化，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的集體下滑，形成了一種「對民進黨不滿，對國民黨不放心」的社會情緒，而2004年的兩顆子彈以及陳水扁家族及其扈從的貪污腐化，也在在挑戰了他們崇尚代議民主以及程序正義的傳統價值。

2006年如潮水般湧上台北街頭反貪倒扁的百萬紅衫大軍，正是都市中產階級集體焦慮的表現，他們在政治上的消極與逆反，恰恰成為壓倒民進黨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五、馬英九政權在兩岸問題上的兩面性
即將在520登上權力舞台的馬英九，雖然在民進黨失政貪腐，違法亂紀的背景中，以其個人長期苦心經營的社會形象和人格特質擄獲人心而登上大位。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馬英九在本質上既是蔣經國「親美、反共、革新保台」政策的直接繼承人，也是「技術官僚掌政」最大的受益者。分析馬英九的個人條件，除了長期以清廉自期的「不沾鍋」形象外，主要還包含了兩個思想特質：一個是依法行政的法治國家主義；一個是求真務實的技術官僚作風。這兩者，一方面作為台灣現代性的象徵（特別是在319槍擊事件之後），滿足了台灣人民這個階段望治甚殷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馬英九作為小蔣晚年刻意栽培的技術官僚，也召喚了台灣人民對蔣經國晚年的歷史記憶，那就是在「親美、反共、革新保台」旗幟下實現經濟的高速成長。

韋伯式的法治主義，根源於對自然法和西方代議政體的信心，是冷戰時期親西方知識菁英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馬英九作為美國霸權勢力所刻意栽培的第三世界知識菁英，他的「反共」是深入骨髓，內外一致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馬英九求真務實的技術官僚作風，卻又促使他不得不屈服於客觀經濟規律，在後冷戰時期接受了兩岸「共同市場」的概念。

這兩因素看似矛頓卻又實質統一。因為「親美、反共」，所以馬英九採納了美國「不統、不獨、不武」的基本立場，將兩岸關係定調在所謂「互不否認」，其實就是「兩個中國、維持現狀」的基本點上（這一點可以從馬英九在輿論的撻伐聲中，仍然力挺賴幸媛出掌陸委會得到證實）；因為要「革新保台」，馬英九也務實的認識到只有依靠「兩岸共同市場」才能活化台灣經濟命脈，才得以為「維持現狀」厚植經濟基礎。要實現這個願望，他就必須與北京對等協商，謀求解束兩岸的敵對狀態的種種可能。因此，雖然我們相信馬英九在執政期間不至於對兩岸和平做出挑釁和破壞性的行為，但是對於他是否能夠超越美國所制定的兩岸「不統、不獨、不武、不和」的政治紅線，轉而致力於推動兩岸和平框架，為民族的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實在不敢寄予厚望。

此外，國民黨在李登輝主政期間為了進行奪權鬥爭，假借「國會改選」之名將長期盤剝地方政治經濟資源的地方派系中央化，導致黨內黑金充斥。當前的國民黨，基本上就是由地方派系政治人物和後蔣經國時代的技術官僚這二種成份所組成。前者以立法院為根據地，以王金平為代表人物；後者，以轉戰縣市地方首長的行政官僚和馬團隊為主。雖然，大選的結果基本上壓制了隱藏其中的省籍情結，但是，以馬英九的個人聲望和黨內的基礎，非但無法遏制貪腐的現象，雙方在兩岸問題上也並不一致。因此，不管是從主觀認識或是外部條件看來，在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具有相當的侷限性和兩面性，其進步意義恐怕遠不如2005年連胡會新聞公報所揭櫫的「五點共同願景」。

六、「後黨外時代」的政治格局
台灣社會經由2005年底以來的一連串選舉，基本上已經在藍綠之間實現了板塊移動。如果說，經過這一連串的政治滌洗，台灣人民總算跳脫了族群動員的民粹操弄，將台獨基本教義派所虛構的「台灣民族論」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合理的估計。但是，如果根據上述對民進黨敗選原因的結構性分析，就率爾做出民進黨和台獨勢力最終走向泡沫化的結論，並據此論斷馬英九的執政將會使民族統一的道路步向坦途，似乎又是一個過度樂觀的推論。

民進黨是否會矮化為如沈富雄先生所的：代表「中南部農業縣分福佬沙文主義」政黨而最終走向泡沫化？還有兩個值得觀察的指標：

(一)、黨內務實派台獨與主張「國家建構論」的學運世代，能否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稱是中華民國」的共識下進行政治結盟，對內奪取黨權，擺脫貪腐結構，轉型成為一個承認現狀獨立的中間偏左政黨；對外尊重多元族群價值，拋棄排它性色彩強烈的「台灣民族論」，承認國民黨的「本土性」，並在這個基礎上與「革新保台派」聯手打造一個出「對外一致（恐共反華），對內競爭（民主化、轉型正義）」的政治局面。如此一來，即便民進黨未來不脫長期在野的命運，都將是左右台灣政局，維持並延長海峽兩岸分治、分立現狀的主要力量。

(二)、另一個值得觀察的指標是明年底的縣市長選舉。當前民進黨的客觀困境在於：一方面，為籠絡長期接受其意識形態宣傳而頑固化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在兩岸政策上幾近「鎖國」的做法與民營企業集團的利益相對立，因而喪失他們在財政上的挹注；一方面，為了彌補日漸空虛化的財政支持，利用執政優勢掏空或濫用行政資源，違法亂紀、貪污腐敗，甚至違反了西方代議政體程序正義的最後防線，挑戰了都市中間階層的傳統價值。

目前維繫著民進黨合法性的，只剩下利用在南部縣市的執政優勢，透過老農年金、敬老津貼的發放，籠絡鄉鎮地區的基本票源。一旦民進黨在明年縣市長選舉前無法完成政黨改造，解除中間階層的疑慮，從而讓國民黨候選人趁隙奪回南部縣市的執政權。喪失行政資源的優勢將會刺激黨內激進派抬頭，利用台獨運動激進化來鞏固基本教義派的票源，走回黨外時期群眾運動的老路線。這個發展的結果，在絕大多數民眾歷經二十多年的政治鬥爭，普遍希望休息養生，發達經濟的心理背景下，民進黨的泡沫化將是一條不可避免的道路。如此一來，黨內學運世代為了延續政治生命，將會毫不考慮的選擇「破殼而出」，聯合各個社運團體重新組建一個中間偏左的溫和派台獨政黨。從此，台灣政局將會走入一個「一黨獨大、多黨監督」的新局面。

總之，綜觀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經由白色恐怖對左翼愛國主義力量的戕害之後，儘管天空中搖曳著各種形形色色的旗幟，但是主旋律還是民營資本跟官僚資本的鬥爭，是一場資產階級的奪權運動。過程中即便被塗抹上一些族群矛盾、地域矛盾，甚至是統獨矛盾的色彩，但是也只是作為權力的分配的口實，並未涉及到對體制的全面反叛和決裂。反觀，作為社會基本矛盾的階級問題，在它還沒能上升到主要矛盾之前，就因為資本外移所帶來的去工業化而暫時退下舞台。因此，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形勢是，堅持「台灣民族論」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在式微的過程中，或許會進一步激進化，但無可避免的終將邊緣化。而未來橫埂在民族和平統一的道路上的，將可能會是由國民黨的「革新保臺派」和民進黨「現狀台獨派」所合力構築的、以超過七成的民意為基礎材料所打造起來的「親美、反共（華），維持現狀」的政治堡壘，以及，在這個堡壘的外部由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所深深挖下來的壕溝。